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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討

刑事涉案財物返還若干實務問題研究

2015-09-29 11:15:23 瀏覽次數:0
     刑事涉案財物事關司法公正、人權保障,但由于現行法律不統一,公、檢、法三部門各自做出相應的規定,卻缺乏效力更高的上位法,導致實踐中涉案財物返還混亂,且缺乏相應的救濟途徑。2015年1月24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僅做原則性規定,實踐中仍缺乏操作性。同時公安部、最高檢、最高法在制定涉案財物司法解釋的過程中,著重點是刑事訴訟過程中涉案財物的查封、扣押、凍結等程序事項,對涉案財物的返還卻乏善可陳。筆者試從審判實際出發,對現行問題予以解讀,希望對審判實踐有所裨益。

  一、涉案財物“審前返還”利弊分析

  《意見》規定“對權屬明確的被害人合法財產,凡返還不損害其他被害人或者利害關系人的利益、不影響訴訟正常進行的,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都應當及時返還。”審前返還程序有利于充分保障相關人員的財產權益,最大限度的實現物盡其用,確保物的保值增值,但其存在的弊端也不容忽視。一是涉案財物的審前返還似有違背無罪推定原則。依照刑訴法之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推定有罪。”在法院生效判決作出前的財物返還隱喻犯罪嫌疑人即為罪犯,刑訴法的人權保障價值不應僅僅局限于人身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財產權與人身權同樣重要,對于涉案財物的處理同樣應堅持無罪推定原則。二是涉案財物的審前返還有致庭審虛化之虞。當前刑事庭審對抗性不足、筆錄庭審現象盛行,直接言辭原則難以落實,涉案財物審前返還難辭其咎。涉案財物相關的利害關系人往往是刑事庭審過程中的被害人或者證人,審前返還涉案財物,被害人、證人基于理性經濟人的考慮,缺少到庭的積極性,難以對其交叉詢問,不利庭審實質化進程的推進。三是涉案財物返還缺少相應的救濟途徑。“無救濟則無權利。”對于財物返還過程中有異議的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在現行的刑訴法框架下難以尋求有效的救濟途徑,異議、復議、申訴、投訴或舉報也缺乏明確的配套細則予以保障,為司法不公埋下隱患,有損司法公信。

  筆者認為,涉案財物的返還總體上弊大于利,但考慮到具體的司法實踐需要,實踐中涉案財物的審前返還應把握三個原則:一是必要性。對于不及時返還將導致當事人、利害關系人生產生活經營困難或者其他必須返還情形的,應當返還。此種情形下,可以綜合案件情況,要求其提供有效擔保。二是明確性。對于需要返還的財物權屬明確,不存在權屬爭議的,或者雖有權屬爭議但有相應的確權法律文書。三是無關性。此原則應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返還的財物不能夠影響案件的審理,尤其是對定罪量刑有影響的或者當事人對其有爭議需要庭審質證的,不能返還;二是返還的財物不能夠影響到其他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利益,尤其是涉眾型經濟犯罪中,在犯罪分子財產有限的情況下,當事人、利害關系人應該按比例受償,而不應該審前返還。

  二、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對于財物返還的權利救濟

  《意見》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應當建立有效的權利救濟機制,對于當事人、利害關系人提出,應當依法及時受理并反饋處理結果。”對于刑事涉案財物的返還,一直缺乏有效的救濟途徑,該意見提供了原則性的規定。由于筆者不建議涉案財物審前返還,故著重探討涉案財物在審判過程中救濟程序設置。最高院刑訴法解釋對訴訟過程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物”的處理做出規定且明確此種情形下案外人的權屬異議權,但對涉案財物的返還卻未明確。

  筆者認為,依照刑訴法之規定,公訴案件中當事人僅有被害人和被告人兩類;利害關系人應理解為所有對返還財物主張權屬爭議的案外人。根據主體的不同,作如下分述:

  一是當事人財物返還救濟程序。依照刑訴法之規定,當事人均有參與庭審提出法庭辯論的權利,當然可以在庭審中對涉案財物的返還提出異議,并發表意見。庭審中應該就財物返還作出審理并在判決主文中予以說明。故現行的庭審過程應包含三部分,即定罪、量刑和涉案財物處理,而涉案財物處理主要是返還、沒收等。由此引發另外一個問題,如果當事人對于定罪、量刑都無異議,但是單獨對于財產返還的問題提出上訴該如何處理。對此,可以參照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處理程序,當事人對于財產返還不服提起上訴處理的情形,定罪量刑部分發生效力,但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全案進行審查。經審查,第一審判決的刑事部分并無不當的,第二審人民法院只需就財產返還部分作出處理;第一審判決的財產返還部分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應當維持原判,駁回上訴。

  二是案外人對于涉案財物返還的救濟程序。在無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可以借鑒民事訴訟執行程序中對案外人異議權的救濟程序。參照民訴法第227條之規定,案外人對于返還財物提出權屬異議的,應當以書面方式提出,由正在審理案件的合議庭或獨任審判員予以書面審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不予返還,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駁回申請。案外人認為裁定有錯誤的,可通過審判監督程序予以救濟,案外人與當事人之間存在其他民事爭議的可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

  三、涉案財物返還的證明標準

  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對涉案財物主張權屬的應提供相應證據,至于證明的標準,存在著刑訴的“確實、充分”證明標準和民訴的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

  筆者認為,刑訴法明確規定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公訴機關審查后提起公訴,法院審理后作出判決均要達到“確實、充分”,可以看出,刑訴的證明標準主要針對的定罪量刑而設定。從證明標準的高低來看,刑訴的“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明顯大于民訴的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其內在邏輯是刑訴主要針對的是限制公民人身權的訴訟程序,民訴主要針對公民財產權的適用程序,基于人身權具有不可替代性,立法上規定上述兩種不同的證明標準,其適用有著嚴格的限制。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對涉案財物返還提出異議的,本質上是涉案財物的權屬有異議,是對其主張物權或者債權上的某種權利。故法院審查的實體依據只能是物權法、合同法等,此種情況下與之相適應的只能是民訴法的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

  四、涉案財物返還的執行

  為規范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的執行,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該規定第一條“本規定所稱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的執行,是指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確定的下列事項的執行:(一)罰金、沒收財產;(二)責令退賠;(三)處置隨案移送的贓款贓物;(四)沒收隨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財物;(五)其他應當由人民法院執行的相關事項。”可以看出該《規定》明確法院執行機關針對刑事裁判部分的執行包括以下事項:財產刑的執行、退賠程序、處置贓款贓物、沒收、其他事項。但對于涉案財物的返還是否由法院執行卻未予明確。

  筆者認為,法院的刑事判決生效后,針對隨案移送至法院和法院采取強制措施的財物返還仍應參照上述《規定》予以執行。一是從審判權和執行權分離的角度來看,刑事涉案財物的返還從本質上來說,是將涉案財物返還給當事人、利害關系人,應屬于執行權的范疇。若由刑事審判部門予以返還,不利于發揮權力的制約功能,為滋生司法腐敗提供空間。二是由刑事審判部門執行財物返還缺乏法律依據。雖然上述《規定》,未明確肯定刑事涉案財物的返還應予適用,但亦未明確否定。同時上述規定具有兜底條款“(五)其他應當由人民法院執行的相關事項。”將刑事涉案財物返還納入上述《規定》的調整范疇,并未超出文意解釋。三是由執行機關負責執行涉案財物的返還具有相應的救濟程序。該《規定》第十四條“執行過程中,當事人、利害關系人認為執行行為違反法律規定,或者案外人對執行標的主張足以阻止執行的實體權利,向執行法院提出書面異議的,執行法院應當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處理。人民法院審查案外人異議、復議,應當公開聽證。”可以看出,在執行程序中,對于涉案財物的返還在現行的司法解釋中仍有救濟途徑,反觀若由刑事審判部門負責財物返還,由于是在刑事判決生效后才對涉案財物返還的,在現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釋中缺乏相應的救濟途徑,不利于當事人、利害關系人財產權利的保護。、

                                                                                                                                                                                               來源:法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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